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提出并亲自部署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共享共赢发展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构建起各国各区域文明叙述的中国话语体系。
习提出了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理念，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出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提出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倡导的全球治理观，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习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提出主权平等既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习的上述思想，传达出对各国各区域文明叙述的中国立场。这一立场的根基就是充分尊重各国各区域文明发展的历史和道路，充分尊重各国各区域文明自我表达的权利，充分传达出了中国对世界各国各区域文明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善意，表达了中国参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的决心，表明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文明多彩是尊重历史与现实，文明平等是对西方独尊的批判，文明交流互鉴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梯。习对文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是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文明存在、发展的应有状态来讨论文明在当今世界的生存发展，是将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必然样态来论述的。
关于文明交流的途径和手段研究，学术界基本达成一个普遍共识、在古代文明交流中最常见的途径，一是战争，二是贸易。
中华民族有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这意味着，文明是文化的系统集成。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等的系统表达，也有人认为文明是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文明价值。李学勤介绍过英国人格林·丹尼尔《最初的文明》里关于文明的观点：古代文明应具有5000人规模的城市、成熟的文字、复杂的礼仪建筑。李学勤认为还应该加上冶金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总归一句话，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系统存在。因此，要使一个民族生活的系统存在与另一个民族的相互交流，而不是单一物品的交流，这种交流具有整体性。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最常见也是最具规模的交流手段。历史上，人类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确实起到了促进文明交流的作用，那是用无数先民的生命和鲜血促进的交流，也是最野蛮和残酷的文明交流手段。古希腊史诗《荷马史诗》叙述了以雅典城邦为首的希腊联军与特洛伊城邦之间的战争，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战争，也是两种文明的交流。希罗多德的《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公元前443年）记录了希腊、西非、北非等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和文明特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雅典提洛同盟与斯巴达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战争（公元前431—404年），展示了不同文明在人性、正义等价值观上的差异。这些不同民族、部族之间的战争记录，客观上表现出古代民族部落或部族之间惯常的交流方式。进入公元纪以后，东西罗马帝国、波斯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的战争，都记录着文明交流的史册，是这些地区文明多样性的例证。
战争是古代民族国家之间文明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最残酷暴烈的手段，战争在带来文明交流的同时，也带来文明的中断、突变甚至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之间的贸易促进文明间交流更为可贵。习主席在联合国演讲中曾经历数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交流的例子：“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当然，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文明交流也有很多例证，例如印度佛教被传播到中土的历史。上述事实说明，基于商贸的文明交流，在推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交通要道，都服务于战争和贸易。如，中国与西域、中亚、西方国家之间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就是以贸易沟通、促进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要道；茶马古道从内地通往东南亚、印度和俄罗斯、中亚；罗马大道由罗马向外辐射，总计超过12万公里，是古代商贸、军事和通讯的重要道路。贸易达成的各民族、种族、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比较缓慢，但却更为持久，属于“归纳式”交流。
进入近代以来，文明交流最为残暴的方式，就是西欧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贩奴运动，对此绝不可以局限在单纯的资本力量范围来解释。从16世纪以来到20世纪，数以千万计的非洲黑人被贩运到美洲为奴，同时，非洲文明也被植入美洲文明中去。同时，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护卫着资本，扩张到世界各地，在把各民族、国家席卷进资本风暴中的同时，也将各民族、各国家的文明带进资本主义文明之中。无论是战争、贸易，还是殖民，它们作为手段导致文明间的交流，都是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马克思在《宣言》里谈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的论断，抓住了资本主义时代世界文明走向的大势，即：在西方先进生产力的驱动下，不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入资本主义化轨道，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化同样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进入20世纪以来，文明交流随着航海、航空和广泛的社会交往而迅速推进，最为突出的是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加剧了各民族文明的交流。数字技术的突破更是给文明传播交流带来革命性跨越，但其仍没有改变文明交流的传统范式：强势文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导致文明交流中西方压倒东方、北方压倒南方，西方文明在国际交往中往往拥有话语霸权，而弱势文明处于被叙述、改编、改写甚至歪曲的地位。虽然二战之后世界非殖民化进程加速，改变了非洲、亚洲、拉美地区国家的政治地位，新兴国家在经济上也逐渐自主，逐渐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压榨和掠夺，但在数字化时代的文明交流中，仍处于失语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弱势，必然在文明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弱势文明被遮蔽、被改写、被歪曲的局面没有改变。
习提出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对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紧迫课题的回应。这一关切所在，不仅在文明交流，而且更集中在文明间的平等交流。
文明间交流的不平等身份和地位，是全球化时代或者说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普遍规律，而在这一论题的延展过程中，文明间的差异逐渐被叙述为新的历史时期世界格局中冲突和战争的根源。
对于文明差异性的反思，西方学术界在18—19世纪便已经开始。法国思想家基佐的文明观奠定了西方学术史上关于文明的核心和基础认知。这个时期的文明观，既明确了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又强化了欧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差异性、对立性，并以欧洲文明为标准，确立文明内涵和性质的欧洲中心主义。
随着欧洲社会面临的危机临近，19—20世纪的学术界开始反思甚而颠覆批判这一欧洲中心主义。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里批驳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习惯观点，认为那种把西方文明“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而围绕它旋转的时代已然过去。汤因比在其研究中进一步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认为人类各种文明都具有各自基本规律，其兴衰的原因是能否解决好不同文明间的挑战。文明也像一个有机体，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汤因比认为，各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接触，包括同一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里的接触。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同样把文明的研究对象扩大到世界各地区，提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观点。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突出地提出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观点，视野从欧洲扩大到世界各地、各民族文明；提出了文明兴衰更替的规律问题；提出了各文明之间交流交往的接触问题。应该承认，这是西方学术的巨大进展。
世界各国和各文明的进步加剧了西方文明的危机。1993年，亨廷顿提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特别是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冲突的可能性。1996年，在由学术界扩大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广泛论争中，亨廷顿把这一观点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该书的核心观点是，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他引用基辛格划分的世界六大力量观点，得出结论：“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亨廷顿的观点揭示出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身份认同危机，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当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暂告结束，福山所幻想的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历史终结”破灭之后，超越国家、民族、区域的公共空间并未形成，这一刻，回归民族、种族、宗教，最终落脚于文明，成为必然归宿。“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但是，亨廷顿为这一矛盾作出了一个战略性划分，他提出：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相互作用。这一观点，既是西方学术界与政治战略界所习惯的“我与非我”思维的延续，又体现出西方政治战略界面临危机时不由自主的选择。显然，这一反应揭示出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各区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基本关系。这一关系不仅属于历史，还存在于现实，属于当下。
习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世界各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承认世界各文明的多样性，是对各民族文明发展历史合理性的尊重；强调文明间的平等性，则是强调文明的价值观；为了强调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则提出了文明共存的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目。